第五章 社会事业
这里所谓社会事业，也就是教会事业。天主教外国传教士自进入中国那一天起，就一边进行传教活动，一边举办社会公益事业，通过社会事业，以达到传教的目的。解放前，他们在浙江办了许多学校、医院、育婴堂、福利院等。解放后，从1951年开始，依照政务院文件规定，先后由各地人民政府接办。嗣后，以不同方式为社会服务做出了不少贡献。
第一节 学 校
教会的经言学校（或称书院）始办于明末清初，后由杭州发展到各堂口和各乡镇堂点。教学有专授经文教理的，也有兼授国文、音乐、史地、珠笔算的。坚持有教无类原则，教内外学生—视同仁，远地学生可以寄宿，学膳费低微，并可酌情减免。到了20世纪30年代时，逐渐向正轨学校模式转化，采取多年级制，有的还建有穿制服的乐队。
仅温州教区民国三年（1914）有经言学校56所，学生1868人，其中：温州城区5所，学生351人；永嘉29所，学生1049人；平阳6所，学生155人；瑞安13所，学生250人；乐清3所，学生63人。二十四年（1935），教会学校67所，教师72名，学生3188人，其中：初小596人，高小254人。男女混合小学8所，学生1052人。
解放前各地立案的有以下几所：
一、中学
宁波毓才中学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浙江代牧赵保禄主教为在甬办学一事，向法国修会总会联系，要求派会士来甬办学。经数度联络，巴黎圣母小昆仲会接受邀请，由早在上海的圣母小昆仲会与宁波教区签订为期5年的办学契约。契约规定，小昆仲会派遣5人到甬负责一切校务、教学事项。宁波教区负责供应住宿，支付薪水(每人每年1000法郎和津贴300法郎)、法国经上海到宁波的旅费及在校内一切开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宁波教会以庚子赔款在宁波市区草马路泗洲路建造校舍，次年八月二十五日，耗资4万的三层楼落成，定名为中西毓才学堂。校舍刚开工，上海小昆仲会就于当年二月二十五日先派遣副会长安东尼及会士2人到甬，时校舍未成，只得暂借药行街天主堂开学，有学生13人，其中10人学英语、3人学法语。四月一日，首任校长王安琪从北京到甬，其他俩人也如约到达。学生增至20人。第二年迁到宁波江北岸新落成校舍上课，课程有教义、英文、法文等。
学校对学生控制极严，法国传教士态度生硬，引起学生和国人教师不满，风潮时起。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校长王安琪申请辞职。九月，由巴斯卡尔继任，翌年(1907)底亦辞职。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儒理安出任校长，时在校学生只有42人。年底，儒理安校长提出辞职，这时与上海圣母小昆仲会签订的契约亦满期。校方于十二月八日通知师生，下学期学校停办。
宣统元年(1909)二月，教会调衢州中法学堂校长、法国遣使会会士和安当任校长，学校继续开办。和安当本来对该学校信心不足，只为奉令被迫接受。上任后与江北堂孙儒望神父干预学校行政的做法产生矛盾，于八月十八日上书主教坚辞校长职务。十一月，和安当调往杭州，学校只复课半年又停办。
从此，大修院执事和备修院的小学生迁入该校，由神父主持，成为培养修院预备生的学校。课程除中文外，教授外语、算术、地理等。宣统三年(1911)三月，由胡若山神父任校长、沈毅臣神父任副校长。
民国四年(1915)初，胡若山调任江北本堂，由大修院院长戴安德兼任校长。次年大修院迁到新落成院舍，由沈毅臣神父任校长。民国十六年(1927)北伐战争胜利，国民革命军占领宁波后，学校又停办。
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教区决定恢复学校。聘请在上海的甬籍教徒、法律博士邵规祖为校长，施伯庐为署理校长。并组织校董会，聘请戴安德、周大烈、汪焕章、冯纯馆、金臻庠为校董，周大烈任董事长。教区拨助朱家尖地产1000亩作为学校基金，改校名为益三初中。9月下旬，正式招生，分男女两部，女部设在拯灵会总院，共有学生二三百名。年底，大量内地青年学生到甬，学校无法安排，学校董事会决定于第二年春季增添高一班，招收五六十名青年学生。秋，学校获省教育厅立案，名为益三初级中学，由舒其谁任校长。1949年10月，该校并入浙东中学。
杭州廷筠中学 民国三十六年（1947）秋创办，为纪念杭州天主教开教元老——杨廷筠，命名为“廷筠中学”。以在百井坊巷的原圣母无原罪小修院为教学楼。1949年4月，经国民政府教育局批准立案。后因班级增多，教室不敷使用，又建了新校舍。1950年11月统计：有6个班级，教职员11人，学生173人。1952年12月，由人民政府接收，改名延安中学。现名为凤起中学。
中学还有：嘉兴明德中学，嘉善类思中学，平湖光启中学，上虞中法学校，绍兴中法学校，衢州中法学校等。
二、小学
进行小学 清咸丰九年(1860)，浙江代牧区在宁波药行街天主教堂创办。解放后，改为宁波市药行街小学。
保禄小学 坐落在温州市区周宅祠巷天主堂内，初称保禄书院。光绪四年(1878)开办，教习经言。光绪十二年(1886)正式建校，首任校长傅貌禄神父(常山人)，十四年（1888），学生74人。10年后女子部迁至天主堂对面仁慈堂内新校舍，交拯灵会修女教学，女生88人。民国三十七年（1948），正式立案，校长汪鸣皋神父，学生200余人。1951年，由政府接办，改名信河小学。
绍兴培德小学 校址在绍兴城区八字桥天主教堂内。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设立。初称培德中西学校，设法语课。民国元年(1912)，改名培德小学，停开外语课。教友子女可申请减免学费。参加主日崇拜，下午课后，须读30分钟经文。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学校，改名八字桥小学。
宁波培德小学 民国元年(1912)创办，地址在宁波江北岸天主堂内。解放后，改为宁波市中马路小学。
平阳一泉小学 因校院后的“昆阳第一泉”井而得名，民国十三年（1924），扩建原经言学校，改办小学。次年，立案，校长苏希达神父(黄岩人)。为温州立案最早的教会学校。二十三年（1933）圣诞节，教学楼被焚毁，重建时扩大范围，增开高年级班，成为平阳县第二座完小，学生约250人。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管。
增爵小学 在温州市区大士门窦妇桥。民国十年（1921），另购地；十五年（1926），建成开学，原名增爵中学。校长林芳谷神父(法籍)。一学期后因故停办。十八年（1929），曾一度作时疫医院。二十三年（1934），改为小学，历任校长有：教徒朱醒初、胡秀玉、沈通，驻校神父有：谢拥三、薛柏露、吴希天。三十四至三十七年（1945-1948），校长为蔡叔毅神父。三十七年（1948），王益骏神父任校长。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办。现扩大为温州师范学院。
海星小学 民国十七年（1928），由法国仁爱会主办，校长钟维帆，地点在杭州市区刀茅巷177号。1950年，有7个班级，教职员10人，学生248人。学校经费主要靠学费收入，教会给予适当补贴。1952年，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接管。
杭州圣心小学 民国二十三年（1934），由教区耶稣圣心修女会主办，校长翁永师，地址在杭州市区粮道山25号。1950年，有4个班，教员5人，学生101人。学校经费主要靠学费收入，教会予以适当补贴。1952年，由市人民政府接管。
海门圣心小学 民国十八年（1929）开办，校长周崇一，教师10余人。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者，学杂费酌减；特殊困难的，免费供膳。由于治校严，教学认真，社会声誉高，要求入学者与年俱增。1932年，因建造台州代牧区主教府，将圣心校9间楼拆迁至新墙里。(今育才校址)坐北朝南，改建一幢”凹形的3层楼。楼前是宽广的操场，场中竖立一尊面北的慈祥圣母像。由于学校校舍、设备、环境较好，入学者纷至沓来，每年增加班级和增聘教师，成为当时海门颇具规模的学校。二十六年（1937），受抗日战争影响停办。三十四年（1945）9月抗战胜利后复校，校长为王学水(王天云)。当时，学校鉴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为了确保教师生活待遇不受影响，采用以大米、金子、棉纱为准的实物计酬制(当时1包米＝1钱金＝1包棉纱)，教师对此十分满意。三十七年（1948），改为中学，附设小学部，校长为张文爽。1952年，被政府接管，改为育才小学。
廷筠小学 杭州廷筠小学是廷筠中学创办后创办的，并分设三个部，也是杭州廷筠中学的组成部分，校长为陶若庵。经费主要是学费收入，教会也给予—定的补助。三十九年（1950）年，有6个班级，教职员10人，学生325人。1952年，由政府接管。
淇园小学 民国二十四年（1935）创办，校长为王克谦，地址今杭州市区百井坊巷中北第一小学。三十九年（1950），有8个班级，教职员10人，学生304人。1952年，由市政府接管。
毓才小学 民国十六年(1927)，宁波毓才中学停办后，天主教几个病老神父迁入居住。几年后，组织泗洲塘附近的教徒子女在此学习经言教理，兼读语文、常识，算术等课，形成小学雏形。民国二十四年(1935)前后，小修院神父陈雄为到此开办正式小学，并向政府登记备案。民国二十九年(1940)，由丁菊贞任校长。甬城沦陷，学校停办。民国三十四年(1945)复校，仍由丁菊贞任校长，宁波解放后停办。
诚德小学 今苍南县钱库，永嘉井头人薛柏露神父创办。民国二十六年（1937）立案，三十年（1941）停办，三十四年（1945）复校，有6个班级，学生200余人。
乾酉小学 原名三德小学，在乐清县虹桥镇。民间二十八年（1939）开办，三十一年（1942）停办，三十四年（1945）教徒陈俊生捐20亩租谷，以其父名改称乾西小学，重开4个班级，学生100余人。1952年，由人民政府接管。
永强文心小学 在今瓯海永中镇，以清末民初的书院为前身。民国二十九年（1940），新校舍落成，拟办中学，因故末果。三十六年（1947），改办小学，有4个班级，学生100余人。1952年，由人民政府接管。
教会在省内各地办的小学还有：杭州的淇园一校(男校)、淇园二校(女校)、淇园三校，余杭临平的启悟小学，昌化五都的兴德小学，于潜的若翰小学，建德的新民小学，遂安的德兴小学，淳安的求知小学，湖州的景行小学，嘉善的类思小学，嘉兴的明德小学，平湖的新埭小学，海宁的车辐浜玫瑰小学(张家场、乌船村、针泾桥、花园坎、英家村、林家湾均设分校)、宋家场若瑟小学、施家场善导小学、车双音堂博爱小学，金华的导正小学(男校)、毓秀小学(女校)，龙游的毓德小学、横山横峰小学，衢州的府山启悟小学、大洲若瑟小学、航埠国民小学、麻蓬培信小学，江山的若瑟小学，常山的达德小学，余姚的三德小学、仁德小学，嵊县的天主堂小学，新昌的天主堂小学，临海的厚德小学，仙居的檠光小学，天台的光启小学。
天主教会办学十分普遍，传授文化知识，也向教徒子弟传授圣经知识。据记载，光绪二年(1876)，台州就有过正式立案的教会学校5所。最早办学的是栅桥，民国十八年(1929)，海门堂正式开办圣心小学，后立案称黄岩县海门镇私立圣心小学。民国三十四年(1945)，增设圣心中学班；临海堂创办原德小学；大园堂也开办过小学；天台堂开办光启小学；仙居堂开办檠光小学；黄岩堂创立婴德小学(1938)；温岭新河堂开办“经言班”。
三、职校
杭州仁爱护士学校 民国十七年（1928）创办，校长吴渊辉，校址杭州市区刀茅巷177号。学校经费由杭州仁爱医院提供。1950年，有2个班级，教职员11人，学生57人。1952年，由市政府接管。
第二节 医院诊所
一、杭州仁爱医院
民国十六年（1927），天主教仁爱修女会在杭州刀茅巷的石板巷222号处购地55．049亩，开始建造医院。次年，正式开办，定名仁爱医院，外文称“圣心医院”。
该院创办资金，是一位名叫郝格肋(Hacard)的法国仁爱修女变卖家产捐献的。医院建有2层楼房2幢，分别为男女病房，X光室1处，合计48间；另有免费病房1l间，施诊所楼房1幢23间，医师住宅12间，修女2层楼房1幢26间，圣堂1座7间，并附设海星小学和仁爱高级护士学校各1所68间。
第一任院长是上海人，仁爱会修女孙儒理，只几个月就被调离。
第二任是法国籍仁爱会修女杜姆姆(Dupois)，不久也调走。
第三任是英国籍彭姆姆(Apolline Bowlpy)，出身贵族，曾作英国驻瑞士领事夫人，爱人亡故，入仁爱会当修女，仍有不少家产。她上任时，医院只建有修女楼房，男女病房楼和医师住宅4幢房屋、圣堂及X光室、施诊所楼房、免费病房等，都是她建造的。病床增加到100多张。
开创时期的主任医师是杨士达，广东人，法国巴黎大学医学博士，曾任杭州市立医院院长、杭州市法院法医、浙江医专教授、医院外科兼X光医师，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当时内科医师是杭州人曹士瀛，五官科是四川人赵行渊医师。第二任主任医师是蒋桂生，民国二十一年（1946）秋离去。日军侵占珍珠港后，彭姆姆于三十一年（1942）被迫到上海总院集合，不久病故于上海。抗日战争时期，朱人伟医师参加医院工作。
第四任院长是匈牙利籍修女和爱洁(Vulcsik)，因为她是轴心国友邦侨民，享有在内地居住自由权。
为改变医院家长式的管理模式，三十六年（1947）1月，聘请广东人吴义崇为院长兼外科医师，朱人伟任内科医师，朱锡鎏任五官科医师，黄成柱任X光医师。后又设医院董事会，胡海秋任董事长，董事有：杭州教区主教法国人梅占魁、杭州教区会计荷兰人和风呜(Classen)、和爱洁修女、吴义崇院长和王克谦神父5人。三十七年（1948），吴义崇离院，赴英国深造，由朱人伟任院长，陈景华任内科医师，一名姓周的任外科医师，朱锡鎏、黄成柱继任原职。由于国民党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医院业务清淡，职工生活拮据，经董事会与职工代表商议，予以加薪，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1949年杭州解放后，董事长胡海秋请示杭州副市长陈礼节后，召开了几次董事会，终未能解决。1950年，经杭州医院王历畊院长的指点，聘请温州人石华玉医师出任仁爱医院院长。石医师毕业于瑞士，是诊治胸腔疾病的名医，当时任孩儿巷医院主任医师。石华玉任院长兼外科医师，陈景华和黄成柱仍任原职，另有朱之峰、陈铿等医师。当年7月，职工再次要求加薪，7月6日，召开董事会，决定再次增加工资，参加这次董事会的除董事外，还有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英籍M·Sturtun)、广济医院外科医师福建人余文光、杭州医院院长王历畊、浙江省卫生实验院院长洪式闾。8月初，职工要求撤换石华玉院长，并挡驾院长办公；中旬，院长辞职，胡海秋也辞去董事长职务，院长由朱人伟继任。1950年冬，医院频临倒闭；12月，在长生路救济分会内，由民政局局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杭州市分会主席冯萌东召开会议，到会的有马文车、胡海秋、王历畊、王克谦、修女金佩昭、医院一位医师代表和一位职工代表。会上，冯萌东宣布政府将接管仁爱医院，医师职工全部留用；并通过讨论决定：划出仁爱会修女住宅2层楼1幢，连同院内教堂，由教会自用，其他部分全划为医院使用。1951年1月初，举行了由杭州市救济分会接管典礼，在会上，由冯萌东宣布政府接管。
1951年3月17日，冯萌东又召开会议，马文车、王历畊、胡海秋、李代耕、王克谦、修女金佩昭等出席，冯萌东宣布会议决定：“杭州市仁爱医院房地产权，仍归杭州市仁爱会所有，其业务由杭州救济分会领导，交由市总工会负责办理；原在院职员仍留用；现已聘请王历畊为该院院长、姚鹏飞为协理员等。”并改名为“工人医院”。1952年，杭州市总工会将医院移交给红十字会，故又改称“红十字会医院”，简称“红会医院”。
二、温州董若望医院
该院占地15余亩，介于岑山寺巷和七圣殿巷东段。民国二年（1913）创建。同年9月13日开诊，设门诊和住院两部。并在城区东、南、西三个分堂设门诊部。医院由仁爱会修女主持，医务人员除修女外，另聘男医师1名，护士28名。先后由类斯·戴卡莱、白依德、高光明、葛良贞等修女担任大姆姆(院长)。该院玛莉、康思德修女(英籍)自1913年起每周还到本城监狱和救济院、育婴堂看病施药，并赠送衣物糖果。医院床位由开办时的28张增至230张，为温州三大医院之一。1951年5月，由人民政府接办，改名温州市工人保健院。当时有外籍修女2人，中国籍修女8人。后又改称市第三医院。
此外，教会办的医院还有：嘉兴仁爱堂医院，丽水圣心医院，龙泉圣架医院，金华玫瑰医院。
三、临海施诊所
教会办的诊所：杭州教区14所、宁波教区7所、台州教区2所、丽水教区5所。
临海天主教于民国九年（1920）创办施诊所，设在教堂内，以治眼科疾病为主，兼治外科疾病。医务人员由本堂内懂医术的修女担任，药物自己采制，有的从国外进口。高峰时期，门庭若市，每天就医人数达上百人次，至1955年停办。各地教会诊所情况类同。
第三节 慈善事业
一、瓯海道育婴堂
创建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坐落在今温州市区扬名坊，是个民间事业。民国七年（1918）年秋，道尹黄庆澜，向育婴堂董事提议，把它交托仁爱会修女管理。次年4月，与教会草签了协议，首任临时大姆姆为董若望医院玛莉·康恩德修女。同年8月，正式签约，改由方浪沙修女(法籍)接任。在任2年，于三十四年逝于岗位。1951年初，由人民政府接办，当时有婴儿204人，其中乳婴57人。民国九年（1920），修女自建的5间住房和经堂，现尚存，作为温州市儿童福利院和救济院的办公楼。
二、宁波仁慈堂
仁慈堂在国外亦称“天神会”或圣婴会，是1843年法国一位主教杨逊（C.A.Forbin Janson）在巴黎首创的。
仁爱会修女到甬后，于清咸丰五年(1855)八月二十一日，在宁波南门外设立育婴堂，又称怜婴堂，收养弃婴。次年年底，就有1岁至14岁男孩56人，女孩52人，合计108人。第二年(1856)，迁入药行街称仁慈堂。同治九年(1870)，仁慈堂专收女孤儿，男孤儿集中到江北岸普济院。
民国八年(1919)6月，法国人史满德(女)到甬，后任仁慈院院长数十年，直至解放。时堂内设有育婴部收容、育养婴孩；幼稚部育养3岁至8岁孤女；儿童部教养9岁至14岁孤女；成人部教养14岁以上孤女，老人部收容寡独老妇；孤女病房医治疾病；残疗部收容残疾妇女；厨房部、洗衣部，计有工作人员19人。
进入仁慈堂的孤儿，8岁开始就要缝袜头，12岁以上要做网花、绣花。从小开始接受宗教教育，长大成人出嫁成家。开办90余年，共计收容孤儿达31571人。由于进院时，健康差、体质弱，又受条件制约，死亡率较高。
1951年9月，仁慈堂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三、杭州仁慈堂
创建于同治八年（1869）11月21日。由来杭仁爱会修女主办。慈善经费每年由世界各地教友奉献，集中到罗马梵蒂冈传信部，由传信部统筹分发世界各地。在抗战前，据统计，罗马每年拔款约100万美元。这就是杭州仁慈堂和嘉兴仁爱堂的经费来源。
咸丰二年（1852），仁爱会10位修女来宁波。其中一位修女（法籍），是董文学神父的妹妹。她在宁波住了8年，十年（1860）来杭州，光绪二十四年（1898）10月2日于上海逝世。
第二批来华的仁爱会修女共8位，其中一名A·M·Luscan（华名不详），咸丰五年（1855）来杭州，同治八年（1869）11月21日成立杭州仁慈堂，她出任为首任主任姆姆（称大姆姆）。
第三批仁爱会修女来华5位，其中一位是M·Imbert，光绪七年（1881）来杭州，为第二任主任姆姆。
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来杭的一位大姆姆，是意籍，Ida Calcagni，在二十八年（1939）去世。继承人是白姆姆（法籍，Blanchin），三十六年（1947）也于杭州去世。三十五年（1946）秋，杜爱华（法籍，Sr Ducher）来杭为主任大姆姆，不久调往舟山，继位的，是袁利华大姆姆（法籍，Sr Heignelle)，她是杭州仁慈堂最后一任大姆姆。
杭州仁慈堂只收女婴。仁慈堂内设有淇园小学分部，也只招收女生。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设立一个仁慈施诊所和苦儿班。
1951年8月1日，杭州市政府接管并改名儿童保育院。1964年迁至分水，该堂改为杭江仪表厂。
四、宁波普济院
宁波药行街仁慈堂，始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收养孤儿孤女。后男性孤儿迁至江北岸天主教堂后侧，另设一院。后因人数渐增，原院不敷容纳，由首任院长、法籍徐修女往欧美各国募集资金，在江北岸草马路购入土地数十亩，于宣统二年(1910)开始建造房屋，落成后定名普济院。
院内分设7个分部，即安老院，收留孤寡贫苦老而无依靠者；残废院，收养哑聋、瞽盲、跛驼、疯瘫而谋生无力者；疯人院，收养疯狂癫痫者；育婴院，收养被弃男婴，或寄乳邻舍、或雇保姆抚养，其经费全由欧洲圣婴总会拨助。圣婴总会为欧洲天主教创立，凡教友不分男女，每人每年交120元，储集成数后汇至中国作为育婴经费，各地天主教堂收养婴孩经费皆属此款。在育婴院的婴儿长大后转入孤儿院，从事读书识字，学做手艺，到能自谋生路时，婚配成家，外出自立生活；工业场：凡巳成年青年不愿离院者，可入场工作，视工作勤奋、生产多寡发给工资；施医院：常年聘请医师1人驻院，为院中病人施诊，不收费用，病重者可住院治疗。
普济院设院长1人，总管全院事务。各部设主任1人，督察本部事务，设助理1人，分管事务。以上人员均由仁爱会修女担任。1951年9月，普济院由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五、温州孤儿院
又称天神会，由意籍传教士董增德创于清光绪六年（1880），首任院长山莲，尼姑出身，黄岩人。二十三年（1897），岑山寺巷新院落成，改由来温拯灵会修女管理、教学、培育，长大择配出嫁。抗战胜利后，曾自办织布厂。1950年停办，孤女或回家或去地方布厂。70年来，先后共收养孤女800余人。
六、绍兴仁慈堂
该堂在今绍兴城区八字桥天主教堂对面。清宣统元年(1909)建，内有修女住宅楼、小教堂及孤女院和孤老院，建筑面积512平方米。民国元年(1912)，宁波拯灵会修女12人至绍兴主持院务。经费由宁波教区拨给。
孤女院专收女婴，由孤老妇女护理，初收女婴约20名。5～6岁学经文受洗，8～9岁学织花边、纺纱线等；16～17岁青年与教友成婚。
孤老院收养孤老教友30名。供膳宿，年发布衣一套，死后按教礼安葬。1953年，停办。当年，仅有孤老5人。
七、宁波第三难童福利所
民国三十五年(1946)8月成立，在宁波市区药行街。吸收7岁至12岁贫苦儿童，每天上课3小时，有语文、算术、常识等。
八、上海首善堂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南弥德(Louis Lamiot，1767—1831，法国人)在澳门建立遣使会若瑟修院，同时建立遣使会帐房，他的继承人是陶若翰(J·B．Torrette，1801—1840法国人)。
咸丰二年（1852），遣使会帐房从澳门迁到宁波。次年，苏凤文任教区帐房。六年（1856），又迁到上海法租界，成立首善堂。 《上海法租界史》记载的咸丰七年（1857）5月13日编制的有房地产的名单中有遣使会帐房负责人吉埃里(Guierry)，就是苏凤文，因为 《1697—1935在华遣使会士名录》中没有与苏同名的会士。
咸丰七年（1857），首善堂已有地产值1400两银元，它是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之一，说明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
首善堂经营房产的主要方法是购地出租，造房人期满后，地上建筑全归首善堂所有，租期以20年为限。解放前夕，还参与金融交易。
在华遣使会管辖的教区经济，除教区的资产外，全由首善堂管理经营。它也是浙江天主教会在沪房产的经纪人。
九、赈济灾疫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丽水遭遇特大洪水，城内230户被洪水冲走，3210户受灾。冯烈鸿神父参加赈灾工作，到丽水、青田约300个村庄，发放了4.5万袋面粉和11000银元。
民国元年(1912)8月29日，飓风大雨袭击瓯括，洪峰达25米，上自云和、丽水，下至青田鹤城，一夜间荡然无存，死亡35万余人。9月11日，飓风再次肆虐，飞云江和瓯江两岸各乡村一片汪洋，死亡931人，哀鸿遍野，呼天喊地。温州天主教会和上海华洋义赈会等拨巨款救灾，向灾民分发10万袋面粉，4万元大洋，配合地方官绅赈济。事后，温州官绅赠以“惠周瓯括”匾额一方。
民国九年(1920)8—9月，飓风迭至，温州东南北各乡成为泽国，楠溪尤甚。人畜死亡数千，幸存者挖草食糠，缺衣少被，瑞安、乐清、永嘉等县农民外出逃荒乞食者10余万。温堂神父冯烈鸿四方求援，先后捐募到西贡米1200袋，银币20万元，在医院类斯大姆姆和玛莉姆姆的协助下，全部分发给灾民。1921年3月，又运来西贡米150吨，在地方官员配合下，将100吨分给永嘉，50吨分给青田、瑞安、乐清。
民国十一年(1922)8月11—12日，9月11一12日和29—30日，温州先后3次遭受台风袭击，经上海国际救济总会温州分会的指派，温堂法国传教士郎儒望和马福良分别对受害较重的永嘉和乐清进行调查，开列损失报表，为永嘉、乐清分别申请到20万元和10万元救济款；宁波教区还另捐5080元。
浙江省政府曾为救灾慷慨解囊者在杭城中山公园刻有“孤山”两大字壁两侧筑亭留念，宁波赵保禄主教和温州冯烈鸿亭梁上有名。
民国十三年(1924)9月，闽浙军阀混战，军阀郝国玺占据温州，福建军阀彭德铨进入平阳，两军对垒，一触即发，瑞安和温城危在旦夕。温州天主堂、仁慈堂、医院和育婴堂内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全是本城逃命的官绅和教内外富户家属及其贵重财物。门口和巷口有紧急赶来的法国“卡拉翁”号军舰士兵把守，夜间机枪封锁，戒备森严，以防不测。道尹和巨绅吕文起要求天主堂传教士冯烈鸿陪往平阳与彭军接触，进行调停，终使温城避免了一场战祸和抢劫。郝军和平撤退，彭军和平过境。事后，吕文起等绅士向法国军舰献了锦旗，向教会赠送了“一视同仁”匾额留念。民国十五年（1926），乐清建白溪水坝，瓯海天主教捐银5000元，当地绅士给教堂一块“乐善好施”匾额。
民国十八年(1929)夏秋之际，霍乱病流行，温城医院无法应付，民众惶急万分，教会即以停办的窦妇桥增爵中学校舍作临时传染病院，设床位80多张，并派出简余兰主持医师，使肆虐一时的时疫得到了控制。温州各界特赠送天主教会“乐与为善”匾额一方，以示感激。
同年，台风洪水为灾，米贵如珠，天主教从国外购入大米100吨交官绅平粜，不惜亏本数千元。
民国二十三年(1934)，浙江遭受严重旱灾，海宁灾情特别严重，农民四处逃荒。华洋义赈会、中国济生会普提法会、红卐字会联合调查放赈。上海华洋义赈会出面聘请海宁长安镇本堂丁懋良神父出任监督。丁与县长江恢悯、绅士徐申如及李云门共同商定，全县分5个区，指定发放单位和地点。丁神父到3个区，发给31764户，883640元，棉衣4400套，短新棉衣180套。
同年，海宁车辐浜本堂王康恤，四处奔波募款赈灾，开办施粥厂，达半年之久。并用拉丁文写信给意大利墨索里尼请求解囊，获墨氏亲笔签名回信并寄来里拉折合国币1000元。
抗日战争初期，嘉兴、平湖各教堂捐献废铁支援前方。杭州仁爱医院设立难民收容所。杭州天主教组织慰问队对在仁爱医院治伤的抗日将士进行慰问，并赠送慰问金和食品等。金华、兰溪等地教会亦开展施粥济困。
旧社会贫苦人家，无力抚养子女，常将婴儿(有些是病儿)弃置到教堂门口，教会各地前后收养弃婴数以万计。
光绪二十三年(1897)，海门天主教开始在仁慈堂(或称女堂)内收养孤儿。临海天主堂创办善导堂，内设孤儿院、养老院、残废院和施诊所。三十二年(1906)，海门天主堂修女开始给孤女传授绣花和织袜技艺，后教会开办了绣花厂和织袜厂。随后临海城关天主堂也开办刺绣花厂，向社会招收女工五六百人。台州各教会的绣花厂形成绣衣生产行业，曾风靡海内外台州市场。
第四节 企 业
便民布厂 厂址在今绍兴城区八字桥直街，面积1970平方米。初系教友聚会点，民国八年(1919)，改建布厂。工人多系教友，生产本色土布。抗日战争时停办，厂房多由教友租住。“文化大革命”时期，厂房由房管会接管。1986年，厂房产权归还教会。
便民火柴厂 厂址今绍兴城区五云门半野塘。民国二十三年(1934)，本堂神父沈毅臣发起建立，由教会出资和入股。工人百余人，多为青年教友，实行计件工资制。1955年，公私合营。1959年，与杭州光华火柴厂合并。
海门绣花厂 光绪三十一年（1905），海门（今椒江）天主堂开办。开始只有5至10人抽纱制作小花边，时有“天主堂花”之称，作茶垫、椅披或供教堂修饰用，纯粹是艺术欣赏品和礼品。民国五年（1916），宁波人李成法前来商洽扩展规模，除花边外，另绣鞋花出口，鞋花品种有“龙麟”、“桔子”两档，深受外商喜爱，从而上海商人许泽民来海门开设“许永利花边厂”，并派临海人菊仙、秀珍到上海学习。二十一至二十四年（1932—1935），绣花片产量多达16万件。解放后，几家合营办起了一个绣花代销经理部，经扩展成后来的相当规模的绣花厂（参阅裘日升《海门的雕绣》）
教会办的企业还有：台州海门的织袜厂、电灯公司，宁波正大火柴厂、光明肥皂厂、印刷厂等。解放后，与其他宗教合办的杭州十一电讯器材料厂、宁波甬江酒厂等。
第五节 社会服务
农科所研究员巫国瑞教友，是一位昆虫植保专家，创建“蝎飞虱长期预测法”，为国家挽回损失数十亿元，受到国务院的嘉奖；浙江省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浙江大学董太和教授，是光学仪器专家，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博士和博士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慈溪一位总工程师胡汀书教友开发了英制R系列高速轴承，超低噪音电机轴承等新产品80多种，产品出口年创值1.58亿元，荣获国家科委颁发的国家级科技三等奖，浙江省政府授予突出贡献一等奖；宁波市天主教爱国会办公室主任黄斌盛教友，是一位企业家，放弃自己创办的企业，几年来不辞辛苦，上下奔波，落实了教会大批房产，并创办了盛昌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为解决教会房产、新建大教堂和教会自养，繁荣市场，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省为社会公益事业献爱心，喜人事迹不可胜数：如宁波圣经学习小组轮流每月一次到福利院探望老人，并为“希望工程”捐献4万余元；慈溪教友为修桥铺路和救灾捐款7万余元；为社会分忧，杭州教区在富阳建造了颐宁老人公寓。宁波教区、温州教区亦建有敬老院。1998年中秋节，朱峰青主教亲自携带200斤月饼和5千元现金到皮肤防治医院探望麻风病人。温州教区为“希望工程”、扶贫救灾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如：1995年，为遭受台风的群众，各堂教友纷纷捐款捐物，总堂收到的衣物就足足装满了一大卡车；1998年台风后，总堂单独就捐出3万元；全省各堂为灾区捐款约10万元。省“两会”为省残联基金会、儿童康复中心、省慈善总会、扶贫建校等先后捐献20万元，并在杭州组织部分教友医生开展医药咨询和义诊活动，受到了社会的好评。
舟山虾峙岛教友，信仰虔诚，关心社会，乐于助人，有的自动上门照料孤寡老人和病人，有的终年清扫街道和公共厕所，不计报酬，为救灾慷慨解囊，捐款捐物达40万元，深受当地政府和群众普遍好评。
1999年，省“两会”在老教友聚居的麻篷天主堂举办了农副业应用技术培训班，有200多教内外学员参加，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评价，并深受群众的热烈欢迎，对发展当地农副业经济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
在省委统战部和省民宗委的领导下，为支援新疆、西藏、四川、贵州四省贫困地区的卫生教育事业；为帮助我省丽水、衢州、舟山等省内欠发达地区建10所敬老院和江山市60户在乡复退军人“光荣房”；为帮助我省一些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城镇下岗职工和低保户改善物质文化生活，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为抗击突如其来的“非典”等；“省两会”与其它省级宗教团体联合发出了倡议书，发动各自的信教群众，积极参与“情系西部献爱心”、“情系社会献爱心”、“我为小康作贡献”、“抗非典献爱心”等活动，全省神职人员和教友们踊跃响应，尽自己的绵薄之力，送上一片温暖，献出一份爱心，仅“省两会”共捐款177500元。
各教区堂口亦纷纷发动教友举行各种形式的扶贫帮困、服务人群、助人为乐等献爱心活动，而且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如：杭州天主堂自1999年开始，在炎热的夏天，在圣堂大门口摆设茶水，免费供应给过往的行人和运输工人，每年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年年坚持不断，为人称道。每逢重阳节、儿童节组织教友带上慰问品和联欢节目，到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和老人福利院进行慰问演出。另外，还组织教友到杭州的武林广场打扫卫生，为“清洁杭州，美化天堂”奉献力量等。
1999年初，温州永嘉县沈降村发生火灾，村民的房子被烧毁，温州总堂蔡叔毅神父闻讯后，立即发动教友“献爱心赈灾”活动，并亲自带上7500元捐款，赠送给三户教友灾民，缓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2000年，瑞安天主教城关总堂负责人朱圣光教友得悉郑柳弟身患重病后，马上召集教友筹资5000元，送到他的家中；以后又有教友经常为他捐款，送慰问品，使他的病得以及时治疗，并获得康复。为此，郑柳弟家属给瑞安天主堂送来一面锦旗，上书：“爱心无价，品德高尚。”
台州、临海、黄岩堂办幼儿班赢得家长、社会好评。1980至1990年间，台州教会捐希望工程8110元，赈灾4802元，各类衣物6880件，食粮1500斤，修路4000余米。以后，抗洪救灾，情系西部献爱心等共计20余万元。
我省广大神长教友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也作出了贡献。在社会综合治理中，极大多数是遵纪守法的，一般教友聚居的村庄，大多治安情况良好，受到有关部门的表彰。衢县麻蓬村是一个有近四百年历史的老教友村，出过十多位神父，解放前是一个有名的穷村，“文革”时期生产全乡倒数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村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之该村的教堂得到落实归还，使他们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心情舒畅，干劲倍增。他们劈山治水，开荒造田，遍种桔树，禽畜兴旺，生产连年上升。现在，五分之四的村民建了新房，穷村变成了两个文明建设双丰收的富裕村。湖州、嘉兴、舟山、慈溪等地的渔民教友，捕养结合，多种经营，走上致富道路。全省教友经济收入普遍增加，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在经济建设中，涌现出大批先进模范教友，如现任宁波市天主教爱国会办公室主任黄斌盛，是一位曾兼任七个厂厂长的企业家；平湖黄姑渔业队队长沈保根是一位养鱼能手，是带领渔业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带头人；嘉兴女教友周桂宝是个养殖珍珠的专业户，日本商人听了她的介绍，拍手称好；萧山女教友王话敏，利用废品制作工艺品而闻名，她的事迹和作品多次刊登在报刊上；衢县麻蓬教友傅朝宝、傅志贤都是种柑橘的能人。兰溪市齐正芳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金华市十佳美好家庭”，是浙江省第七届妇女代表，会上被评为“浙江省的好妈妈”。兰溪市朱振华曾被评为“金华市劳动模范”。其他在各个岗位上的先进人物，积极分子，卫生模范，五好家庭等，就不胜枚举了。
我省各地教会还开办了许多为社会服务的企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如：宁波晓明招待所，宁海仁光旅社，奉化真原镀膜厂和服装厂，杭州康纳食品经营部，嘉兴的长江旅馆、饮食店、食品商店和冷库批发部，以及江山、临海、黄岩、海宁长安的幼儿园等，都为发展经济和教会自养做出了积极贡献。为促进我省宗教界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省政协、省宗教部门、省“两会”和各地区教会团体都曾召开宗教界人士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座谈会。在1991年12月省宗教局召开的表彰大会上，沈家门和麻蓬两地爱国组织因带领教友积极参加两个文明建设，光荣领受了先进集体奖，个人受表彰的有临海徐素云修女、平湖沈宝根教友、江山朱香美教友等。另外，省“两会”、各地爱国组织和各堂区的教友为灾区人民的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踊跃捐款献物，受到政府和单位的表扬、社会的好评。
第六节 期 刊
一、《我存杂志》
创刊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11月1日，16开本，季刊。1935年1月，改为月刊，封面《我存杂志》系马相伯题字。内设：论坛、宗教、历史、特载、文艺、新闻、杂俎等栏目。江道源神父任主编，题材广泛，载有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如王克谦的《杭州教区三百年之沿革》、笔名瑞的《遣使会之由来及其对浙江之贡献》、倪树范的《浙江衢属麻蓬教务史略》、方豪的 《明末清初的杭州暨附郊老天主堂考略》、《明代开教名贤之一李我存先生传略》、《明代开教名贤之二杨淇园先生传略》等。该刊还连载苏雪林的文艺著作《怀铅琐录》。
还曾出版过《我存文库》6种：《杨淇园、李我存两先生传略》、《李我存文集》、《徐文定故事》、《出席全国公进代表大会报告书》、《廿世纪大圣人鲍斯高十讲》、《亚尔斯小花》。《我存丛书》4种：徐景贤著《圣教宗与中国》、袁梓青著《兴农救国策》、孙哲文著《象牙宝塔》、徐景贤著《徐文定公译著宗教论文集》，还有马相伯的《公教楹联》等。
最后一期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5月，后因抗战停刊。
本杂志国内少数图书馆尚有存留，可惜已残缺不全。
二、法文《宁波简讯》
刊名为“Le Petit Messager de Ning Po”，清宣统三年（1911）11月24日创刊，第一册26 x 21公分开本；到次年5月，共12期160页，合订一册。民国元年（1912）6月开始到二十九年（1940）6月底止，均为16开本，月刊或双月刊，由宁波江北圣母七苦堂印书馆遣使会修士打印出版。
该刊载省内教务活动、教区信息、省内传教士书信、中国文化、风俗、灾情和救灾情况以及浙江军阀战争等，并附有照片，都是宝贵的史料，其中彭日利神父(Nestor Boucherie)撰写的《赵保禄主教传》(Biographigue de Mgr Paul Marie Reynaud Vicaire Apostolic de Ning Po，1895—1926)，所搜集的史料最为丰富。他搜集浙江天主教史料耗时6年余，书信不计在内，参考的档案材料和书报达100余种。该传第5章到38章，详记19世纪以前的浙江教会史，连载于1932年和1933年1—10月刊上；第二部分记述19—20世纪遣使会传教士在浙江情况，连载于1933年11月到1935年6月刊上；第三部分专记赵保禄的事迹及当时浙江教会情况，全传于1938年5月撰成，连载于1935年6月至1938年6月。
本刊主编彭日利，比利时人，是一位非遣使会会士神父，生于1873年。1897年晋铎，先到刚果传教。1906年，在法国遇赵保禄，得赵同意，同年11月，抵达宁波。曾在宁波、杭州、舟山等地传教。后即专事搜集浙江天主教会史料，并撰写《赵保禄传》。
三、《台州教区月刊》
民国二十三年（1934），创刊。程行可神父主编，后由戴儒立神父继任。
海门天主教还举办过名为“公进”的印刷厂；公教进行会创办了以提高信仰素质，劝人行善避恶的《台州月刊》，在教内外发行。均在抗战后停刊。
第七节 圣教墓地
- 杭州大方井天主圣教墓地
杭州大方井天主圣教墓地 (“文革”后，改称为卫匡国墓地)，在杭州郊区桃源岭大方井，即位于现杭州西溪路和古敦路交汇处的桃源岭麓，是埋葬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地方。墓地原为明末河南按察司副使、天主教友杨廷筠(号淇园)所赠送。杨廷筠死后，其长子又送若干亩田给杭州教堂，作为守茔之用。清康熙十五年(1676)，司铎殷铎泽又购入大方井土地一块，扩大墓地，并建造一座石窟、1所小教堂(1836年塌毁)。康熙十七年(1678)，举行迁葬典礼。其墓，系石窟，正方形，深、广各2丈，高出地面亦寻丈。也就是说，正窟面积44平方米，高3公尺，入地石阶6级，屋顶呈环弧形，内分3间，中室较大 ( 约20平方米)置柩，旁边两室(各约12平方米)置骸骨。迁葬时，卫匡国虽已死18年，但尸体仍完好如初，不落一发一须，不腐败不发臭，故又另置新棺中。至雍正年间，当地群众将其尸体置于木椅上面祭拜，以后尸体腐败，才置遗骸于瓮中，上刻“卫济泰先生”5个字。乾隆元年（1736）和同治十年（1874），曾经在杭神父两次重修。墓内，20世纪50年代末尚有骸瓮21具，即为：阳玛诺、徐日升、金尼阁、罗儒望、郭居静、伏若望、黎宁石、钟巴相、庞类思、魏多尔（即卫匡国）、陆雪博、金宝殿、和安当、遣使会阮公、傅锡裕、傅岩霖、Gabriel Michel、洪度贞、殷铎泽、法安多、艾斯玎。
抗日战争期间，因墓地偏僻，未受损害。墓地近旁有一蒋姓教友，世代为坟卿，管理墓地。期间，杭州天主教亡故的神父雷宏亮(法国人)、江道源(江西临川人，杭州备修院院长)的骸骨均存放在此。
解放后，墓地曾一度荒芜，杂草丛生。1957年，郑心境神父去世，其棺枢曾存放在该墓窟。3年后，由其侄儿迁葬江山家乡。“文革”期间，墓地遭破坏，骸瓮全被砸碎，骸骨撒落遍地。20世纪80年代初，意大利总统访问杭州，曾提出要凭吊古墓，被婉拒。1983年，意大利特伦多城大学教授马拉基等人为纪念卫匡国，开展意中文化交流活动。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明德实地考察了墓地后，起草文件报告杭州市有关部门。1985年，杭州市政府城建部门根据历史资料，将墓地修复成现在规模。西和北两边，圈以2米高的绿色铁栅栏。东和南两边，是杭州啤酒厂的石砌围墙。墓地约2．45亩，略呈方形，大门设在围墙东头，墓道中间竖立一石坊，上书“天主圣教公坟”。墓窟1间，沿墙3面设水泥台，现上置瓮12具。在东墙照壁前立一水泥碑，碑记该墓地为杭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宁波教区神父、修女墓地
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定海的雷鼓山建有神父、修女的墓地。董增德神父（Dominigue Vincent 1850—1891）、毛宜南神父(Michel Mac Kiernam 1915—1953)，及若干位仁爱会修女葬于此墓地。
同治十三年（1874），冯伯德神父（Protais Montagneux 1825—1877）建造了宁波神父和修女的墓地。墓地坐落在姚江边上的槐树路西段，接近西草马路处。墓地内建有一座小圣堂。第一个葬于这墓地的是冯伯德神父，他逝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2月26日。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槐树路的教区墓地被捣毁，不久盖起了一座化工厂，墓碑都不知去向。2000年时，宁波市政府为了美好宁波城市的形象，绿化三江六岸，化工厂被拆，建造了花园，成为文化长廊的一部分。
墓地被毁后，逝世的神父、修女就葬在各地。1980年前去世的有以下几位：王若水神父（1915—1963）、施伯庐代理主教（1901—1977）、舒如山神父（1908—1965）不知葬于何处。方多默神父（1894—1965）、徐乐水神父（1899—1965）、吴祥霖神父（1908—1979）葬于宁海。陆依大修女（？—1965）葬于慈溪伍家板桥。胡逸世神父（1895—1976）葬于下邵顾家桥。沈骏臣神父（1894—1975）葬于余姚。
1980—2000年去世的有以下几位：舒其谁主教（1905—1983）、柴日昶教区长（1904—1985）、童逸山神父（1906—1984）、吴希天神父（1906—1983）、郑安日修女、沈日达修女葬于育王公墓。姚铎明神父（1915—1982）葬金塘故乡。茹漪亭神父（1902—1980）葬于慈溪伍家板桥。赵其松神父（1919—1995）葬于慈溪赵家。金指南神父（1897—1984）、史济仁神父（1906—1988）葬于绍兴南镇。顾石峰神父（1922—1999）葬于舟山。陈加辣修女葬于三七市。袁克凡修女（1914—1999）葬于伍家板桥。
2001年时，宁波市府为了美化三江六岸，提高城市品位，拆除了江北天主教堂周围的大批教会房产，建设外滩花园。教区就委托黄斌盛教友用拆房赔偿款中的一千万元资金，于2002年建成了兴安公园。兴安公园现有四幢房屋，三幢作为教区培训中心，一幢作为骨灰存放楼。
2003年7月，葬于舟山的董增德、毛宜南、顾石峰，以及葬于宁海的徐乐水、吴祥霖、方多默，葬于下邵的胡逸世七位神父，以及葬于三七市的陈加辣修女和葬于伍家板桥的袁克凡修女移葬于兴安公园的骨灰存放楼。 自2002年兴安公园落成后，逝世的神父、修女，如周信华神父（1907—2002）和贺近民主教（1917—2004）都葬于兴安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