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21日，宁波宗座代牧区和温州传教站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工人，遣使会士徐仁德司铎，他是我们国籍司铎中最年长的一位，享年64岁。每年，他总是习惯将生命中的重要日子写在教会历书（Ordo）开头，而我们正是从中发现，他于1872年1月24日（同治九年腊月）出生于台州府临海县的栅桥。1875年，马宗良司铎（P. Benoit Ma）给他付的洗。他在完成了自1884年起在舟山小修院的拉丁文课程之后（未来的主教赵保禄司铎在那里担任他的老师），在郎守信司铎的指导下学习哲学和神学，1892年加入遣使会，1895年6月29日晋铎。在舟山度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于1896年1月到达温州，作为刘怀德司铎的助手，并在当地传教直到去世。
年轻的徐仁德司铎努力完成了他的所有学业；除了教会学之外，他还学习了自然科学、素描和装饰学（传教区许多祭台和圣堂的方案都要归功于他）。他有着卓越的才智和良好的记忆、非常用功、仔细，工作有条不紊；他的健康状况使他能够克制睡眠，如果早上4点就起床了，那么小睡一会儿就足够了。他在植物学和动物学方面成了一名优秀的专家。他对于圣经内容（la Bible de Carrières）和梅诺乔（Ménochius）的注释似乎已经轻车熟路了。的确，40年来他每天都会同样用心地重读几页圣经。
这位司铎并不满足于这些工作：城里以及分散在温州和处州两府广大地区的各座会口的教友没有不认识他的，他们经常接待他的来访。他从不急促，很好地掌握时间，通常都是慢慢地徒步走访各地，满足教友的各种需要。粗茶淡饭；当他坐船进行几天的旅行时，他便借机睡觉。为了一次终傅，即便是在下雪天，人们看到他仍光着脚穿着草鞋跋山涉水。他在那些四面透风的亭子里过夜，那是建在途中供路人歇脚用的。
临近1900年，随着当地教友人数的增长，徐仁德司铎花了很长时间建立了一套登记簿系统以便很容易地重新找到每一名教友的基本情况。它按地区、村庄和家庭整理排列。每户家庭都有一页，在他们每个成员的名字下面，可以找到所有相关的信息：领洗日期、坚振日期、婚配日期、所获得的宽免！！一名教友来看徐仁德司铎，不出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找到他的登记卡，随后几句问话就能了解他是否满全了教友的本分。直到最近几年，这项工作仍由徐仁德司铎亲历亲为，并且根据传道员提供的日常信息予以更新。当他去传教时，就会带着这些登记簿，留心传道员可能忘记指出的这户或是那户人家中新生或是去世的婴儿，某某人的代父姓名，或者其它各种信息！这份四规册需要徐仁德司铎付出许多的辛劳，并且确实非常的实用。
徐仁德司铎是一位好参谋、有着准确的判断力，并且极其明智。在一个社会运动之后，温州的本堂刘怀德司铎回了一趟法国；他的副本堂兼同会弟兄代理他的职务。让我们重读一遍当时还是非常年轻的冯烈鸿司铎所写下的话（1922年宁波简讯，第139页……）
“徐仁德司铎是现时情况下的一份宝藏。他懂得聆听，他能猜到别人的潜台词，他会私下打听……他就像是一块坚不可摧的磐石。在我看来甚至有些铁石心肠和冷酷无情。我感到震惊，看到他的慢条斯理我感到一筹莫展，看到外教人残暴的故事我气的跳了起来，我催迫他保护我们无辜的教友。徐仁德司铎使我平静下来，向我揭示我所忽略的事实。他是如何知道这些事实的呢？……对此我们感到神妙莫测……当我在偏远的Neutchy传教时，一名教友向我述说了他所遭受的迫害；这名姓吴的传道员催促我写信给官员讨回公道。我相信了一切并且许诺介入此事。”
“回到温州，我将此事告诉了徐仁德司铎，我请他采取行动。他任由我叙述，听我讲述理由。当我说完后，他告诉我：最好还是不要介入此事。这事并非您所想的那样。这名教友或多或少有其过错。徐仁德司铎比我在温州待的时间要长，他曾去过现场。他就像是一位预言家……确实！这与我们所想象的截然不同。徐仁德司铎是对的。我没有写信给官员，这件事友好的妥善解决了，一切重又恢复了平静。”
“和一位像徐仁德司铎那样明智和敏锐的本堂司铎共事，新教友的种种繁杂事务都变的井井有条了……徐仁德司铎是一位活在当下的人。他的耐心倾听是尽人皆知的。他富有真知灼见。面对任何考验都表现出坚忍的力量。他既不轻易许诺，也不随便威胁。‘司铎，如果您帮助我，我就奉献一块地建造圣堂……司铎，我保证这个或是那个……司铎，如果您不帮助我，外教人就会变得得意忘形，望教者将会失去勇气，教会便会失去一切的威望和发展的希望’。这些话每天都要老调重弹。没有什么事可以左右徐仁德司铎……”
“传道员和教友希望看到他向官员介入各种世俗的事务。他们的诉讼就是司铎的诉讼，他必须处理。徐仁德司铎并不这样认为；他这样说、这样教育，也这样做。渐渐的，没有得罪任何人，他终于改变了这种有些危险的心态。而且，官员通常都平等看待我们的教友……向善良的徐仁德司铎致敬，向他的睿智和持久的坚忍致敬！”
“我还钦佩他对于这个社会运动给予教友赔款的处理方法。每个人都列出一份他声称所遭受的损失清单。这些清单的内容无休无止、莫名其妙。徐仁德司铎想出了一个调查方法。他和我一起前往现场。人们围住我，款待我，完全没有留意到穿着朴素的徐仁德司铎……他悄悄地走开了；他拿着提交的损失清单不让物主知道，亲自前去核实……他去了各个地方。离开了很长时间……晚上他把教友聚集起来。他向他们一一证明他们的主张是错误的。他看到，有些人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有些人笑了……徐仁德司铎分给了他们合理的赔偿。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件事就大致圆满地解决了……”
徐仁德司铎出生于贫苦的家庭，他热爱神贫的生活。他感到一切都非常好。他去世之后，我们在他的衣橱里没有找到一件多余的长衫，没有一件体面的衣服可以入殓。他经手过大量的哀矜：他懂得如何精打细算地分发这些哀矜，那些受益人知道我们没有欺骗他们，并且真诚地给予他认为是好的东西，就更加感激地接受了这些哀矜。没有什么比起看到徐仁德司铎的家人来找他寻求援助，而他却不能给予他们资助来得更让人感到不安：他设法让他们明白圣教会的财物——正如他常常说的那样——并非是家产。
可以说他总能给教友提供好的建议……各种抱怨向他涌来，有时看到他的房间被挤得水泄不通，但他仍然不知疲倦地耐心聆听人们的各种叙述，他懂得如何通过巧妙的印证辨别出所叙述的故事中应当抓住的真实部分。然后，他以自己的丰富经验给出认为是最好的建议。但是没有必要催促，以期速战速决：这会阻碍他的才能……
他的讲道非常风趣，可惜最近几年，由于声音衰弱，人们无法听清他的声音，听众也少了。他无法再去农村传教，而可以经常坐在神工架中给了他莫大的补偿，他只是抱怨很少有机会长久而劳累地坐在那里。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徐仁德司铎在他的同会弟兄和教友中享受着悠长的晚年；他的身体一直很好。1935年2月15日，星期六早上4点，他还能开门，并且召唤佣人给他备茶；晚上，他显得非常疲倦。星期六和星期天，他仍能起床，还在他的书桌前工作。星期一晚上，人们知道他已到了暮景残光；病人奄奄一息；声音非常虚弱，但是他还能明白人们对他说的所有话。星期二，吴茂禄司铎（P. Maur Ou）为他施行了终傅，21日星期四临近中午时，徐仁德司铎在平静的气氛中去世了：在场的司铎怀着悲痛的心情诵念了临终祷文，一想到曾目睹这位英勇的战友离开他们返回天乡的场景，他们就泪流满面。
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住院的会客室中；所有的教友都来悼念他、为他祈祷。有许多的外教人也来了。人们说，他的容貌比生前还要平静。教友为了曾如此深爱他们的这个灵魂得以安息，奉献了许多弥撒。
2月26日举行的葬礼是一场凯旋的仪式。从来没有在温州城里见过，有如此众多的人群护送着一口棺材。将近有1,000名男教友走在我们亲爱的同会弟兄的遗体前面，而后面还跟着许多的女教友，盲人、残疾人一直护送着遗体前往圣山。我们在他的葬礼上见到了一些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再踏进过教堂一步的背教者，一些因为错综复杂情况而受牵连、无法领受圣事的教友；所有的人都来向他表达感激和敬爱。徐仁德司铎不喜欢喧闹、赞扬，一切大张旗鼓的事，生活极其谦卑和朴实，这些在他去世之后都一一照办了。人们可以引用圣味增爵瞻礼的颂谢词来赞扬他：愿你，在尘世虔诚准备，获享光荣。博学而又谦逊，对于他曾耕耘过的修会和传教区来说，他是一件珍宝。他给我们留下了信德，以及在慈善工作中对于所有人的爱德典范。 好，善良衷心的仆人……！
摘自《宁波简讯》1935年3-4月